如同经济危机下的企业，曾经如火如荼的“爱心超市”也面临着生存困境，原因同样是“物资链”的断裂，不得不让众人疑惑惊叹，这是怎么了？

　　2005年9月，民政部要求有条件的地方，试行将捐助站点和慈善超市转交民间组织运营，使之走向社会化、民间化、专业化。探究这一行为背后的思维，可以推测：从本意上，民政部希望慈善超市由民间主办，调动社会力量，同时也减轻政府负担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爱心救助超市，不是纯粹的政府救助机构，政府不存在足额投资以保证其运营的刚性制度限制，需要社会广泛参与和捐助，以保证爱心超市的运营。

　　而在这一背景下，2005年的路桥城区范围内的几个有能力的社区也相应开设了“爱心超市”，这种“政府搭台、依托社区、社会参与、百姓受益”的新型帮困运作模式一时间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美谈，更成为一些贫困家庭的“雪中之炭”。

　　因为与一般超市不同，“爱心超市”是专门接受社会损赠物品，并将物品免费供给低保户、贫困家庭的场所，社区及街道内的低保户、贫困户可以凭有关证件在超市里自由挑选自己所需的物品。“爱心超市”的出现，无疑给经济宽裕、心存爱心者的“愿助”和经济拮据、生活苦难的弱势群体的“受助”提供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平台。这样的平台比面对面的直接救助效果更好，因为它充分考虑了受助者的“面子”，免去了他们“被施舍”的心理顾虑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最初热潮的过去，似乎“爱心超市”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。社会慈善人士的现金捐赠“缩水”，超市原本得以“光鲜”的“靠山”松动了；受助群众的需求也从原本的宽泛趋向单一，而同时政府又没有相关刚性的规定资金投入，这着实让很多人“无法适从”：献出爱心的人，没了积极性，思索着是不是只有捐出现金才是善举；得到捐助的人，也没了积极性，眼瞅着这超市是不是又成了政府的“形象工程”；而所在社区，则应该有些“慌”了，原本“后门进货”、“前门供应”的运行模式是不是不再适应了？

　　“爱心超市”受困，让社会集体困惑，也让社会集体遭遇了尴尬。那么，尴尬之余，我们拿什么去“拯救”？

　　笔者拙见，对症下药还需借鉴外国经验，让“慈善超市”步入市场化运作。据了解，在慈善事业相对发达的国家，“慈善超市”依旧是超市，有收银台，有现金交易，超市对所有普通市民开放。其中，大部分商品出于快速变现和满足困难家庭的需要而定价很低，有的则定价很高，甚至高于市价，这是专门提供给献爱心的顾客的。

　　国外成熟经验表明，政府通常不直接参与爱心事业，爱心事业的行为主体一般是爱心机构(民间机构)，它实施的是民间救助，是社会第三次分配的一种形式。爱心事业以社会成员的慈爱之心为道德基础，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，以社会捐助为经济基础，以民间公益团体为组织基础，以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为发展基础。

　　发达国家的“慈善超市”在管理模式上大都以“前店后厂”为主，实行企业化管理，有清晰的成本概念，洗涤、整理、修配、估价一条龙，捐赠物资基本不入库，变现过程按市场规律办事。每到周末，居民去“工厂”捐物，凭收据可享受免税政策，也可去“商店”购物。他们做捐赠不是不断给予，而是从培养困难群体的造血功能入手。我国目前除上海一些“慈善超市”外，其它“慈善超市”完全是在“不断给予”，没有丝毫的造血能力。而在人力的投入（主要是指洗涤、整理、修配方面的人员）则可以发动社区义工以及一些青年组织。

　　同时，不能被动停留在接受社会各界最直接的捐钱捐物层面上，应当考虑借助广泛的力量进行更高层次地运作。让“爱心超市”以爱心为载体，借此

　　唤起人们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的精神，让困难的群众能够获得爱心物品，又让捐增者在关注他人、帮助他人中，享受到奉献的快乐，个人的思想得到升华、企业的品质得到提升，“爱心超市”也能走得更远。